创新是个机制问题

　　■通信产业报记者　许婷

　　无论是工业和信息化融合，还是转变增长转变，或是可持续发展，都只有一条路——不断创新。

　　1912年经济学家熊彼特在他的德文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的概念。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就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自主创新包括3个层面，即以原始性创新努力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以集成创新把各种相关技术加以融合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在引进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这三者是一个完整有机的组成部分，不可厚此薄彼。

　　对于中国电信业而言，在改革开放之后，主要采用了在引进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方式，通过采用国外先进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目前，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固话网络、GSM网络、小灵通及先进的CDMA网络。先进的技术支撑了电信业的快速发展，电话普及率从1978年的0.43%发展到现如今的40%以上。可见，中国电信业通过资金从国外购买技术、设备，推动产业发展，采用“引进-消化-吸收”的方式，实现了电信业的“由小到大”的发展。

　　电信行业自主创新的提出有四大背景：第一，国家提出了开展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信息产业被定位为创新的重点突破性产业；第二，在全国科技大会之后，信息产业部投入主要力量在信息产业的自主创新工作如何开展这方面做出了相应部署，制定并出台了《信息产业科技发展“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中长期规划纲要》；第三，整个电信行业发展到了重要的转型期，技术发展和业务发展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第四，电信企业自身在经历了网络建设主导期、市场竞争主导期后，进入了业务创新主导的转型期。

　　随着电信业逐渐向信息服务业转型，制造业国际竞争的愈加激烈以及技术更新步伐的加快，自主创新已成为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的关键。现阶段，电信业发展速度总体减缓，传统业务受到新技术的挑战面临萎缩，给电信运营商带来了危机，“转型”就成为运营商的必然选择。目前传统大型运营商的转型战略，共同点是向“综合的信息服务提供商”转型，通过业务、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转型，为用户提供便捷、丰富、个性化、高性能价格比的综合信息服务，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企业价值。而这一切，都需要企业在各个领域进行创新。从整体产业链看，创新包含了需求提出、产品概念形成、规范标准制定、技术研发、网络运营实验、市场推广等多个环节。运营商是创新需求的提出者和创新成果的采用者，对整个产业链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固然在一定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电信业到达了由大到强的关键点，原始创新的地位显得日益重要。因为往往只有原始创新才能引领新的突破，才能引领世界市场技术创新的潮流。没有自主创新，电信业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处于受制于人的被动境地。因此，电信业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才能稳步迈向“电信强国”之路，实现电信业的可持续发展。

　　自主创新是我国通信行业发展和转型的必要手段，是我国运营商成为产业链主导者和国际一流企业的必经之路，是通信服务业落实和贯彻国家自主创新战略，担负社会责任的良好体现。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处理好政府主导与企业自主的关系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指出，国家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看来，该规划提出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并将其作为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在这一体系中，关键是政府、企业、高校、研究单位和市场的结合与互动，其中处理好主导与主体的关系尤为关键。

　　科技自主创新中应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邬贺铨认为政府应该在如何引导市场在配置科技资源方面起到更大的主导作用。“比如，第四代移动通信标准的征集正在进行，依靠一个企业、一个单位去投标，力量显然不够。政府应该组织产学研部门协同工作，把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标准反映出去。”

　　邬贺铨表示，科技自主创新中的政府主导，除体现在科技经费支持外，还应在构建有利于产学研用相结合的环境和引导市场配置资源方面发挥作用。目前，第四代移动通信标准的征集正在进行中，他认为，政府应组织产学研部门协同工作，把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标准反映出来。除了通过财政科技经费支持企业研发外，政府在资源和市场配置上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对如何通过政府采购为创新产品提供市场机遇、如何建立公平税负的竞争环境、如何实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助力产业发展进行深入研究，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创造优良环境。

　　邬贺铨最后表示，政府主导作用的效果需要通过企业的主体作用才能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充分发挥也有赖于政府的引导。要使这几方面协调发展，关键是建立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机制，而政府对体制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更是责无旁贷。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主任史炜：为企业搭建市场化创新平台

　　随着电信业逐渐向信息服务业转型，制造业国际竞争的愈加激烈以及技术更新步伐的加快，自主创新已成为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对此，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主任史炜表示，在制定国家“十一五”规划时大家谈得最多的就是“转型”，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到今天必然会出现几家以自主创新为基础的高科技公司，这是转型的必然结果。在“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该如何加大力度支持自主创新企业的发展？史炜认为，政策支持是必须的，资金支持也是必须的，但最为重要的，是政府和社会要为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的企业搭建一个市场化、商业化的平台。

　　史炜认为，自主创新不仅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应该包括管理创新和机制创新，企业需要通过管理创新和机制创新来推动技术的创新。在这方面，可以充分发挥试点示范的带动效应，以点带面，从根本上拉动我国通信事业快速发展。

　　“国家支持企业搞自主创新，确实要研究怎样才能给创新的企业以应用的机会，只有通过市场的检验，才能使技术成果最终转化为生产力。科技要实现产业化才能发展，才能成熟，这是全世界创新发展的规律。”史炜最后表示，“我们支持自主创新，就要切实地研究好怎样才能给我国企业进行创新以应用的机会，这样才能使技术创新转化为成果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二．非对称管制

　　寻找竞争效率的平衡点

　　■通信产业报记者　郎晓黎

　　号码单向可携的试点正在天津和深圳低调开展，这个标志性的非对称管制举措成为了业界关注的焦点。

　　所谓非对称管制，就是政府管制部门对处于不同市场条件下的通信经营者予以区别对待，制定有利于新通信经营者的倾斜政策和法规。毫无疑问，政府管制部门出台相关非对称管制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优势运营商的垄断，促进市场竞争，提高市场自身的竞争效率。

　　而此前，中国联通总裁、香港上市公司CEO常小兵曾在股东大会上表示，在天津和深圳进行“携号转网”试验并不代表政府正全面启动保持行业均衡发展的“非对称管制”政策。换句话说，中联通仍希望政府加快非对称管制的决策和实施的速度。而中国移动则选择了“沉默”。种种迹象表明，我国通信行业的非对称管制成为此次电信重组进程中的重要“推手”，成为解决市场失衡和促进有效竞争的无形工具。

　　而随着政府管制部门的非对称管制政策的出台，将对重组后产生的三家全业务运营商都有何影响？非对称管制的相关配套措施应该包括那些方面？非对称管制政策实施的期限将如何界定？这些问题都将影响到电信行业未来发展的格局。

　　因此《通信产业报》邀请了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梁雄健、曾剑秋两位教授解读非对称管制下的行业发展趋势。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梁雄健：不对称管制应存在周期

　　非对称管制的方式包括：市场份额的限制、电信资费的不同定价以及形成运营商之间全业务经营的时间差等。北京邮电大学梁雄健教授表示，号码可携带政策就属于对市场份额限制的举措，只不过这个举措是以消费者的意愿进行操作的。新联通、新电信要以提高服务质量为根本，只有提升自己的网络覆盖率和服务质量，才能真正享受到号码可携带政策的好处。“正是这样，号码可携带政策将带来整个电信服务质量的提高。”

　　梁雄健认为，电信资源有限性决定的电信行业具备的自然垄断的属性，决定了如果要引进市场竞争，就必须将很多资源进行再次分配，包括基础电路网络、号码资源等等有限资源。

　　梁雄健认为，非对称管制主要为消除电信市场上存在的原主导电信运营商与新进入者之间存在的各种不对称性，如在用户、网络、技术成熟度、人力资本、信息、营销渠道、服务支撑系统、品牌以及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存在的不对称性，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竞争。基于此，非对称管制政策应该有一个实施的周期。“当参与竞争的电信企业基本势均力敌时，不对称管制也就丧失其存在的必要性了。”

　　梁雄健指出，当以往某个企业一家独大的局面已不复存在，行业内电信运营企业占有市场份额比较均衡时，政府必须及时调整管制重点，从不对称管制向对称性管制过渡，逐步放松管制，管制的重点从管制企业转向管制市场。

　　至于这个市场份额的临界点，梁雄健认为，30%将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数据，可以是收入市场份额，也可以是用户市场份额或其他综合性的市场份额数据，但必须要警惕市场格局的变化。“管制重点若不能及时调整，新进入者通过直接选择最具利润潜力的市场，利用政策倾斜，实行‘撇奶油’策略，就有可能使基本处于实力均衡的市场陷入新的不平衡，即出现不对称管制方式的‘陷阱’。”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剑秋：应出台更多非对称管制措施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剑秋表示，非对称管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了解决我国电信业失衡的问题，曾剑秋建议政府部门应采取更多的非对称管制措施。

　　在非对称管制的具体措施上，曾剑秋建议可以对移动电话市场占有率实施上限，该措施在全球不乏先例。例如，韩国政府认为垄断只能导致企业不思进取与效率低下，因此，韩国政府为避免电信市场出现垄断，规定各运营商的市场占有率不得超过50%，否则每天罚款10亿韩元(约80万美元)。SK电讯、KTF和LGT三家电信运营商的用户占有比例必须维持在一个固定比值。SK电讯为此分阶段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减少并停止促销、广告，限制新用户入网等，终于在2001年6月底前达到了政府的要求。此后，韩国政府又通过单向号码携带等政策限制SK电讯的市场份额不能超过50%，以保持市场结构的相对均衡。

　　除了对移动电话市场占有率实施上限外，曾剑秋还建议在资费以及3G牌照上实行非对称管制，“国家可以在资费方面给予新进入的移动运营商优惠政策，这样新电信、新联通才有竞争优势，这也是非对称管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在3G建设方面，由于CDMA2000和WCDMA比较强势，因此国家可以先发TD-SCDMA牌照。”

　　而针对正在天津和深圳的单向转网的号码可携试点，曾剑秋认为，从目前形势看来，这个非对称管制措施对运营商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所谓号码携带政策，就是一家移动运营商的用户，无需改变自己的手机号码，就能转网成为另一家运营商的用户，并享受其提供的各种服务。曾剑秋认为，“号码可携带政策是大势所趋，应尽快全面实施。”他强调，“措施的根本是保护消费者，因此企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号码可携带被认为能使消费者、国家和电信行业都从中受益——既降低了直接使用者和间接使用者的使用成本，也有助于扶持新运营商，使其更方便地争取用户，快速进入市场。

　　在曾剑秋看来，号码可携带政策在全世界已经获得普及，在国内实施也是大势所趋，“目前，美国、欧美主要国家以及日韩等均已实施号码可携带政策。实施该政策后，各国的弱势运营商的市场份额得到显著提升。从众多国家电信业发展历程来看，号码可携带均是最有效的非对称监管政策之一。”

　　至于号码可携带的影响，他认为，实施号码可携带政策只会给中国移动的业绩带来一定压力，构不成实质性威胁，仍无法改变电信业失衡的局面。

　　三．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

　　赶潮新生态系统

　　■通信产业报记者　郎晓黎

　　从党的十五大提出“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到十六大“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再到十七大“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反映出我国对信息化与工业化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抓住了信息化与工业化相互发展、紧密依存的逻辑本质，强调信息化带动传统产业的发展，是从支持生产力到支持生产方式的升级。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其内涵是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应用信息技术，在技术、产品、业务、市场等多个层次实行融合，是生产力、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生活方式全面剧烈转变的过程。

　　“融合”高度概括了当前我国工业化与信息化的相互发展的逻辑，更强调了两者的紧密依存。无疑，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更有利于促进我国工业化的更好实现，更有利于信息化的推进，将促进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和形成。

　　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也对信息产业发展提出新的要求。首先就是要对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有机统一关系，以及信息化对发展现代产业体系重要意义，要有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其次，在大力发展信息技术手段和信息基础设施同时，更注重工业化进程中的信息化应用；再次，更应注意信息资源的开发、整合和高效利用，让信息资源成为支撑现代产业发展的基本“能源”。

　　上述良好的信息化市场的发展环境既给电信运营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电信运营企业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电信运营企业如何把握住这一发展的良好契机？在融合的趋势下，未来行业信息化发展的趋势如何？未来，哪些市场将是电信运营商信息化的新兴市场？电信运营商如何抓住这些信息化的新型市场？这些将成为电信运营商今后几年持续关注的焦点。

　　网舟咨询副总经理顾先立：信息化应坚持规模效应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趋势对行业信息化的促进作用非常巨大，这无疑将给行业信息化桥头堡企业电信运营商带来大量的市场机会。

　　而随着语音业务收入比重的降低，电信运营商开始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从而进行ICT转型，开始涉足信息化市场。

　　网舟咨询副总经理顾先立指出，目前，我国信息化业务仍然处在市场的培育期，虽然电信运营商都将信息化提到了战略的地位，但信息化市场发展程度或者说信息化收入仍然有限。“再有四五年的市场发展，也就是在2012年以后，信息化业务才能培育成金牛业务，电信运营商才可能在这个市场真正获得‘真金白银’。”顾先立认为。

　　目前，企业客户购买信息化产品一般有两个目的，一是提升企业经营效益，所采纳的信息化产品能够降低其生产运营成本，或者能够提供其经营收益；二是提高生产或经营效率，也就是说，相应的信息化产品能够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如缩短工作时间等等。

　　因此，顾先立指出，电信运营商必须持有让客户共鸣的价值提升主张。抓住目标客户最看重的几个要素展示信息化产品的优势，向客户证明卓越产品性能的价值，在沟通中表明自己十分了解客户的业务重点。在充分了解关于客户行为、产品流动、员工绩效和财务反应的系统的条件下，将通信信息手段融入到企业的信息化解决方案之中，从而可以利用ICT技术帮助客户越来越好地处理微小的工作细节。

　　虽然目前信息化整体的市场环境良好，顾先立表示，电信运营商在进行信息化平台的投资却越来越谨慎；在为企业提供信息化产品的时候，更多地考虑了成本与效益原则。如中小企业信息化市场，众多中小企业的信息化需求相当个性化，对信息化方案和平台的要求有很大区别，电信运营商提供的统一的信息化产品往往不能够满足其要求。此时，电信运营商如果提供其满意的信息化方案，收益往往连成本都不能满足，因此，电信运营商往往会“舍弃”这些市场。

　　电信运营商想要在未来信息化市场的快速期取得先机，顾先立认为，必须不断地创新挖掘具有“规模化”的信息化应用市场：首先，用户群数量庞大，客户需求差异性比较小，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其次，该信息化平台对资本、技术、营销、资源整合能力要求很高，要求电信级的服务质量；再次，需要与电信基础业务互联互通或相互依托，解决方案能够极大地发挥电信运营商的优势信息资源。

　　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电信企业将对信息化市场进行开拓，只有进行科学的分析，有效规避风险，才能把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业务做深做细。

　　中研博峰分析师杨帆：抓住信息化新兴市场是关键

　　随着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进程的深入，中研博峰分析师杨帆认为，这一趋势促使电信运营企业加大各自行业信息化产品的研发力度，进而促进信息化系列产品生产和市场的蓬勃发展。

　　杨帆认为，在这个融合趋势下，未来行业信息化的发展方向，就是用信息技术全面渗入行业生产、流通、销售、服务、管理过程，从而改变企业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提高行业生产效率，加速行业结构的调整，完善行业管理体制，满足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提高行业整体市场适应能力，提升竞争实力。

　　杨帆指出，在ICT产业，融合已经成为电信业发展的主要内容。在未来几年里，电信业将面临新的融合格局：从ICT单一产业链结构，逐步向新型复杂商业生态系统转变。

　　也就是说，随着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进一步深化，围绕电信的相关产业链的不断完善，产业分工更加细化，电信业将面临新的融合格局：面临着重构、开放、竞争、协作的新环境。在不久的将来，电信产业、互联网产业、传媒产业、娱乐产业、传统工业相互间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消除彼此的产业鸿沟，并融合为新型数字生态系统。由此，电信行业的产业链不再是一条而是多条，每一环节都往下游延伸，在延伸的过程中，上下游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尤其是产业链下游进一步复杂化，各种链条集合交叉，将形成更为复杂的生态环境。

　　可见，曾经较为基础和单一的电信产业链，通过交错式的融合正在向应用层和复杂化的生态系统方向演进，而争夺这个生态系统的整合者地位将成为未来运营商、服务及内容提供者、设备商、IT厂商以及娱乐产业的战略重点。

　　电信运营商如果想争夺这个生态系统的主动权，杨帆认为，就必须抓住新兴信息化市场，通过开发出适合新兴市场的信息化的产品，引导该市场的企业加快信息化结构调整，提升企业经济效益。“信息化的新兴市场将集中在物流、农业等行业。”杨帆指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对于食品安全的关注度提升，这些行业对信息化的要求越来越高。

　　此外，杨帆表示，运营商必须要认识到“信息化是一种独特的服务，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信息化的魅力就表现在其为各行业的服务之中，并与各行业融合发展，信息化是“倍增器”和“催化剂”，只有走与工业化融合的发展道路，信息化才能长久存在并发挥出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