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危机事件中的社会传播网络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传播形态，它通过危机事件表现出来，同时也关系到危机事件的应对和解决。本文以四川大地震为例，首先将危机事件中的社会传播网络分为纵向传播渠道、横向传播渠道和计算机媒介传播三部分。其次详细论述了这三部分的构成、功能及其应用，并指出其目前存在的问题。最后阐释了该网络与危机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社会传播网络产生并推动了危机文化的传播，同时危机文化的传播又促进了社会的良性运转。

　　关键词：危机事件 社会传播网络 危机文化

　　一

　　斯托尔(Stohl)的网络理论认为，网络即个人和群体通过传播和交流创造出的社会结构，它由成员的互动模式所组成，它能极大地促进各种社会运转形式。[1]从网络理论出发，我们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一个社会传播网络。在整个社会传播网络中存在无数的个人、群体和组织，他们之间通过传播确立相互关系并由此而设定自身在整个传播网络中的位置。另外，通过社会传播网络中的传播活动，可以产生特定的文化和价值观，并由此而巩固整个社会传播网络。社会传播网络在不同的时空形式下呈现不同的形态，这里主要考察它在危机事件中的表现形态。

　　一般认为，危机事件是“自然或人为发生的，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或引起思想波动的事件”，它以“突发性、不确定性、不可控性和引起情绪化的反应”为标志。[2]四川“五·一二”大地震即是一起典型的危机事件。5月12日下午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级大地震，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受损。通过这场大地震，我们可以考察当前中国危机事件中的社会传播网络，包括其模式、稳定性以及受制约的因素，并探讨如何完善危机事件中的社会传播网络。

　　二

　　在当前中国社会环境下，危机事件中的社会传播网络由三部分构成：纵向传播渠道、横向传播渠道以及计算机媒介传播（CMC）。我们可以采用一个传播模式将其表现出来：

　　当前危机事件中的社会传播网络模式

　　危机事件中的纵向传播渠道主要由报纸、广播和电视三种媒体构成，它是政府向公众传播信息的渠道，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方式，执行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职能，表达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议程设置的能力和舆论导向作用。它属于高度管制的渠道，存在大量的把关人和政策监管。

　　根据大众传播效果依赖模式，如果社会稳定程度降低（例如危机事件），那么公众就会基于自身的不安全感而向外界寻求更多的信息。[3]一般来讲，公众首先会寻求纵向传播渠道所提供的权威信息。然而在危机事件中，如果纵向传播渠道提供的信息与公众对于危机事件的感知存在较大的差异，那么按照费斯廷格(Festinger)的认知不协调论，我们认为，这种差异将会在心理上造成紧张和冲突，并促使人们试图从横向传播渠道或互联网传播中获取信息而重建认知的协调。[4]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流传播渠道就会丧失话语权，不利于危机事件的信息公开和解决。因此在危机事件中，政府和官方媒体首先需要及时提供新闻信息，进而才能有效发挥舆论导向作用。

　　在这次地震中纵向传播渠道反应迅速。新华社在地震发生后25分钟即发布快讯，并在第一时间即派遣七十余位记者奔赴灾区。中央电视台在地震发生后半小时就播出了地震信息并开始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电视直播报道。四川卫视全天候播出《四川汶川地震报道》和《汶川地震特别报道》，许多电视台也进行了节目调整以更好地报道地震新闻。中央电台中国之声也在当晚7点推出《汶川紧急救援》节目。在随后的几天中，报纸媒介也开始对地震进行大量报道，许多报纸还进行了版面调整以表示哀悼。

　　纵向传播渠道对危机事件的及时报道产生了许多积极作用。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传统媒体有效地发挥了环境监测和社会协调的巨大功能，不仅及时报道了严重的灾情，也通过大量的典型报道表现了执政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整个民族面临自然灾害时的强大凝聚力。更为重要的是，媒体的及时报道遏制了社会流言和谣言的传播，稳定了社会秩序，极大地减少了社会集合行为的发生。例如在5月12日，北京、上海、重庆等地都谣传即将会发生地震，当地地震局通过媒体很快进行了辟谣。[5]通过权威信息的发布，大众媒介很快掌握了话语主动权，从而稳定了民心，减少了地震所造成的间接损失。

　　此外，在危机事件中，意见领袖的地位不容忽视。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等人认为，大众媒介的信息内容需要先传播给意见领袖，然后由意见领袖扩散给全体受众，[6]即意见领袖仅仅作为大众传播的中介环节而存在。笔者认为，由于意见领袖消息灵通或者有应对危机事件的相关专业知识，能够对公众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媒介的传播活动要达到很好的传播效果，就需要更多地与意见领袖合作，一方面，媒体需要通过意见领袖来增强其言论的权威性，另一方面，意见领袖也通过媒体强化其舆论领导地位。在实际情况中，意见领袖不仅参与推动信息的传播，同时也参与媒介信息的生产。例如在此次危机事件中，许多地震专家作为意见领袖，通过媒体渠道阐述地震成因、防灾措施并对未来余震进行科学预测，就有效阻止了各种传言的散播。

　　三

　　危机事件中的横向传播渠道则不需要专业化的媒介组织，它主要是指个人之间通过一定的媒介所进行的较为私人化的信息传播活动，包括手机、电话以及面对面的口语传播。

　　横向传播渠道具有很多的优点。首先，横向传播渠道以人际传播为主，具有良好的互动性，反馈及时。其次，媒体技术的改进、新媒体的使用加快了传播速度，保障了传播的稳定和通畅。对比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我们可以发现在四川地震中电话和手机的普及迅速地推动了大量社会信息的传播，有助于群众互报平安和推动社会抗震救灾。再次，横向传播渠道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传播渠道，它主要在相互认识的人中间传播，因此它能够更好地维系社会信任与合作，缓和社会的对抗和冲突，增强从社会整体上应对危机的能力。[7]

　　但是横向传播渠道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它会夹杂着许多关于突发事件的传言。所谓传言，即“未经权威信源公开证实，与公众利益相关而又在人群中广泛流传的信息”。[8]由于传言包括了谣言和流言，因此具有潜在的社会危害性。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03年“非典”爆发初期，关于“非典”的社会传言的泛滥。要遏制传言蔓延，一个有效手段则是通过社会纵向传播渠道在危机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迅速发布权威信息，夺得话语主导权。在本次地震中社会纵向传播媒介反应及时，并允许外国媒体采访灾区，政府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使得关于地震灾情和救援的情况真实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极大地避免了传言的出现。

　　此外，远距离的横向传播渠道要依赖于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当前中国某些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职能部门缺乏相应的应急机制，加上突发事件所带来的破坏性因素，常常使得整个横向传播渠道通讯受阻。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次地震中，中国移动四川公司有3个交换机发生拥塞，有2300多个基站因断电、传输中断等原因退出服务。而许多重灾区的对外通讯联系也完全中断。[9]因此，为了保障横向传播渠道的通畅，政府和企业都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健全通讯中断的相关应急机制，以更好地减少突发事件对社会通讯的破坏，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行。在这方面有许多例子可供借鉴。例如在地震发生后广东联通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进行紧急话务调度，保证了广东至四川灾区的通信正常。[10]又如四川省茂县5月16日开通了第一台卫星电话，缓解了通讯中断问题。[11]

　　四

　　作为一种新媒介，计算机媒介传播具备强时效性，因而在整个危机事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计算机媒介传播本身也是网状传播形态，主要包括虚拟空间中的纵向传播渠道和横向传播渠道。互联网中的纵向传播渠道包括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等具备社会主导话语权的新闻网站，而横向传播渠道则分为私人传播渠道和群体传播渠道。私人传播渠道包括电子邮件以及各种互联网实时通讯工具，而群体传播渠道则包括各种网络论坛、QQ群传播、博客等。虚拟空间中的纵向传播渠道与横向传播渠道常常相互影响，以实现优势互补。

　　虚拟空间中的纵向传播渠道的主要作用是强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中的影响，从而发挥网络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在此次地震中，新闻网站发挥强时效性的优势，短时间内频繁刷新页面更新内容，同时策划诸多新闻栏目，全方位、多角度地报道地震新闻。如网易对地震开设了“灾情新闻滚动播报”栏目，同时还有“震区故事”、“抗震救灾”、“图片报道”以及各种策划、互动和援助栏目。这突出反映了网络新闻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效用：快捷的传播速度和丰富的新闻信息，

　　计算机媒介传播的动力更多地来自于虚拟空间中的横向传播渠道。首先，通过私人传播渠道和群体传播渠道，关于地震的诸多信息迅速而广泛地扩散开来。如据百度报道，在地震发生后6分钟，百度贴吧的网友就发布了第一条地震消息。[12]计算机媒介传播不仅极大地满足了公众对社会重大事务的知情权和传播权，同时也对社会主控阶层及其控制下的传统媒介形成信息压力，推动社会重大事务的信息公开。其次，虚拟空间中的横向传播渠道对整个抗震救灾工作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据报道，抗震救灾的军方指挥层关于汶川空降地点的选择即来自于一位女大学生在百度贴吧上发的帖子。[13]此外，无数的网友在贴吧或博客中留言，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和对生还者的鼓励，体现出网络空间中的人文关怀。

　　此外，在所有报道危机事件的新闻中，我们发现了一部分主要借助于互联网进行传播的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公民新闻是以公民为主体的，以提高公民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能力为目的的新闻模式，它通过让公众积极参与新闻采集、报道、分析和传播的方式，来为社会提供独立、可靠、准确、内容广泛并贴近生活的新闻。[14]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特征，新闻工作者很难立刻进行现场报道，而公民新闻则弥补了这一缺陷。再加上互联网传播成本低廉、传播速度快捷、传播范围广泛、信息传播开放，[15]这些都使得公民在互联网中大量参与了对危机事件的报道，而其中的一些新闻还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例如根据报道，由成都大学生拍摄的一段关于地震的视频录像在网上广为传播，该视频题为《成都学生自拍宿舍内震感强烈》，时长1分50秒，虽然专业性不足，但其真实而又及时地反映了地震发生时的现场状况，让公众对地震有了更贴切的感受。[16]

　　当然，在危机事件中计算机媒介传播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如它带来了一些社会流言和谣言的传播。另外我们发现在此次危机事件中互联网传播为我们引发了许多关于社会道德问题的争议，如网友热议的“范跑跑”事件和王石的“捐款门”。这些道德问题笔者无意争论，我们关注的是，危机事件本身就具有引起公众情绪化反应的特征，在具有匿名性的互联网传播中公众的情绪化反应更为突出，再加上许多商业媒体的炒作，从而将某些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新闻事件无限放大，同时也造成了许多非理性言论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解决这一问题最重要的是掌握社会主流话语权的媒体及时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并积极倡导理性传播的观念，维护互联网空间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应该加强网民的媒介素养教育，营造一个完善的公共话语空间。

　　五

　　按照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的说法，传播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其目的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7]从凯瑞的观点出发，我们认为，危机事件中社会传播网络的运行产生了大量的危机文化，这些危机文化将人们凝聚起来共享信仰和价值观，加深了人们之间的理解、信任与支持，从而整合并协调了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危机事件带来了大量的风险和冲突，尤其是大量制度化的结构性冲突，[18]而危机文化的传播则是化解这些问题的重要手段。

　　首先，危机文化传承了大量的社会文化遗产。在此次地震中，媒体不断强调的社会责任感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就是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和政治思维的体现。其次，危机文化体现以人为本，表达人文关怀，发挥了情感上的抚慰作用。例如许多抗震救灾的歌曲和诗歌在整个社会传播网络中流行，使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整个社会传播网络中来，为抗震救灾提供了更多的精神动力。最后，危机文化还具有鼓舞作用和良好的教育意义。例如新浪网的“绿丝带”行动表达出“坚强、信念、传递”的理念，并发出倡议：“绿丝带在传递——每个你都是抗灾最前线”，这些危机文化不仅有力地缓解了地震带给人们的心理压力，宣泄了人们心中的紧张情绪，同时也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总之，社会传播网络是否稳定和通畅，各传播渠道之间是否能够通力配合，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危机事件能否及时应对和有效解决。此次大地震中的社会传播网络表现出了结构上的多层次性和空间中强大的延伸力，以及在时间上随着危机文化的传播而实现的社会整合力，这不仅有利于地震灾害的应对和解决，同时也有利于处于常态下的社会传播网络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