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物流业搭上最后的末班车，承载着中国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重任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全部到位。这“十大产业”的振兴与转型，不仅攸关中国经济短期的“漂亮数据”，更攸关能否形成长期的产业竞争优势与能否为中国经济摆脱衰退的魅影和第二波经济增长奠定一个高端而又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基础。

　　分析振兴规划涉及的“十大产业”，总体格局呈现以钢铁、汽车、船舶、装备制造等九大制造业加现代物流业的“9+1”的模式，这是一个再造“中国制造”的技术内核和基因组成，使“中国制造”突破自身的技术瓶颈而跃升为“中国制造2.0”的制造业振兴规划。

　　国务院之所以选择制造业作为中国模式转型和反危机的突破口，看看这十大产业在GDP增长、税收和就业等方面的贡献就可以完全理解：十大产业的产值不仅占GDP的三分之一以上，工业增加值更是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近80%，每年向国家缴纳的税收占整个财政收入的近40%，吸纳的劳动力占整个就业人数的近30%，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50%以上都是他们创造的。因此，这些产业是否振兴，通过政策的扶持渡过目前的难关，就成了中国经济能否复苏的关键所在。

　　的确，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经济和技术的大国，必须通过产业的振兴奠定一个工业化的基础，形成一个具有自身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不可否认，尽管中国改写了制造业导向发展模式的经典脚本，“中国模式”也一度改写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但不得不承认，中国制造过度依赖投入推动的竞争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平面化，没有形成精细的财富创造模式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结构。因此，通过产业振兴政策，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群无疑是经济复苏的关键和核心。“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无疑抓住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要害。

　　从其竞争力看，这“十大产业”共同的特点是：产能落后导致产能过剩，缺乏核心技术导致附加值低，产业分散导致龙头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差，而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制造”主要是靠价格优势在国际产业链的最低端分享微薄的利润。以钢铁为例，我们拥有上百家钢铁生产企业，但高端的钢材却只能依赖进口。中国最大的宝钢，占国内钢铁产量不过5%多一点，而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米塔尔的产能，基本就是国内所有钢铁巨头的总和。这决定了十大产业振兴是振兴与升级的双重奏，政策的着力点不仅是通过税费的减免让企业度过目前的危机，更主要是通过政策的组合拳促进产业内部兼并与重组、引导企业合理利用资源、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产业集中度、鼓励优秀企业做大做强，再造“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制度变迁理论告诉我们，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相应的制度变迁，是现代社会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力。但是，对一个已经发展了30年的经济模式而言，转型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更不可能靠一两个财税政策就可以达到目的。从产业发展的周期本身来看，一个国家的产业要形成竞争优势，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日本汽车业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出口，但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用了20年的时间。因此，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只是“中国制造”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第一步。而且，考虑到产业规划本身内含的政策方面的重大利益，在政策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产业规划本身制定的过程无疑是一个利益博弈和寻求共识的过程，这从房地产是否入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博弈过程完全可以看得出。

　　这种利益集团对国家产业政策的力度空前的“公关”和博弈，将不仅影响产业规划本身，更影响产业规划未来的实施，甚至可能成为决定中国产业未来振兴的“胜负手”。无论是钢铁业，还是汽车业，未来的整合肯定要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严重干扰。有鉴于此，我们建议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为基础，必须将与产业振兴政策有关的立法工作提上日程，并且具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性，通过制定国家《产业振兴法》及一系列配套法规，以对抗利益集团的干扰。（作者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