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方消费者消费能力的萎缩，订单数量大量减少，广东制造商遭受的痛苦不断加剧。根据一月初的官方数据，2008年，该省破产的公司多达62，400家，60万农民工离开了这个省份，而且这一数字仍在增长。同时，地方政府不得不从“自己的保险箱里”拿钱，以补偿未拿到工资的大批失业工人。

　　尽管很多专家认为，该省的未来在于沿着价值链向上提升，在于更多地专注于国内市场和服务导向型经济，不过其经济结构重组依然存在着很多迫在眉睫的障碍，要向服务型经济转型还有许多事要铺垫。同时，随着全球经济的持续恶化，政府追求经济结构重组目标的决心将会受到严峻的考验。

　　广东的问题

　　无论是玩具，还是精巧的电子小产品，只要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它就很可能出自广东：这个省份的出口额几乎占中国全部出口额的三分之一。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以及其他城市——曾经是中国增长传奇的核心。这个地区的轻工制造企业——很多是香港或者台湾商人开办的企业——通过以低廉的人力成本为西方消费者提供大量产品而大发利市。然而，该省大约三分之二的出口产品是加工产品，从纺织品到电视机，无所不包，这些产品的利润率很低。

　　即使在遭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前，这些制造商就已经面临着新的压力了。造成压力的因素很多，比如，原材料价格的不断攀升，以及不断升值的人民币导致广东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进一步降低。

　　另一个因素是中国的新劳动法，该法于去年年初开始生效。新劳动法要求雇主必须与员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并要为员工的退休金和社保计划支付费用。私人企业主张嘉企认为，新劳动法对雇主成本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他是上海利奈儿鞋业公司（LiNaiErShoesCompany）的老板，该公司在全国设有20多个经销店，他的供应商位于广东。“对工厂业主来说，新劳动法是压在成本上的一个新的沉重负担。”他解释说。

　　农民工——广东经济发展的根基——供应的减少，也进一步推高了劳动力成本。“我们发现，广东风光不再的一个原因在于，工人们不想再在那里工作了。”位于上海的中国市场研究集团（ChinaMarketResearch Group,CMR）的总裁雷小山（ShaunRein）认为。数百万农民工曾从全国各地蜂拥来到广东省打工，但根据CMR对工人态度的最新调查，现在很多农民工不再想去广东工作了，而是希望在自己家乡的附近找工作。

　　与此同时，更严格地贯彻实施环境保护法规，也带来了日益重要的影响。珠三角的城市已经开始更认真地执行这些法规。“现在，深圳将自己视为高科技的城市，并鼓励符合这一城市形象的企业留下来发展。”深圳永明公司（Foreverbcenter）的所有人戴维·洛奇（DavidLodge）说，他的公司主要为啤酒和酒业公司设计制造工艺装饰灯和啤酒霓虹灯招牌。“低附加值、高污染的企业正在被驱逐出去。”他说，外资公司设立新企业的申请需符合更为严格的环境标准。虽然他的公司不属于深圳不欢迎的污染企业之列，不过，监管人员会定期来工厂检测废水的成分以及工厂工人的健康状况。

　　这些趋势为广东省的制造商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而对许多企业来说，这场金融危机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洛奇认为，很多工厂之所以关门歇业，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如果西方进口商的销售额降低5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完全取消了订单。在他的公司所在的工业园区中，有一家消费电子产品工厂，最近已将3，000名员工遣送回家，为期3个月。

　　其他低附加值产品制造商虽然依然留在原行业，不过却搬离了珠三角。有些企业还留在广东省，“本省的某些地区依然在竞相吸引搬离深圳的企业。”洛奇谈到。其他企业则迁移到了其他省份，或者迁移到了低成本国家，尤其是越南。“你在"食物链"中的地位越低，搬去的地方似乎就越远。”他评论说。

　　政府的应对措施

　　经济学人杂志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Unit，简称EIU）的中国区总监斯蒂芬·乔斯科（StephenJoske）认为，全球经济减速的影响对于中国出口的影响仍在不断发展。他对广东经济的长期发展路线表示乐观，他说，它会发展成为更发达的经济形态——为国内市场制造产品，同时，服务业所占的份额将会更大。不过，他同时告诫说，情况在今年将“会变得更糟糕”，因为美国经济很可能进一步恶化。“这对私营领域的信心会产生巨大影响，他们会暂时停止投资。”

　　的确，根据最近世界银行集团旗下的一个非盈利性机构亚洲发展援助理事会（Asian DevelopmentAssistanceBoard，简称ADAB）完成的一项对深圳—东莞—广州地区为期6个月的调查，该理事会中国区高级经理威廉·克特斯（WilliamKusters）认为，单单在深圳—东莞—广州地区，低成本出口驱动型经济模式所承受的各种压力，就很可能会危及至少350万工人的就业。

　　所有这些问题都让该省政府陷入了艰难的两难处境。

　　就在很多观察人士开始认为广东作为全球出口产品制造商的鼎盛时期已经风光不再、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过时的时候，广东的领导层已经开始着手制定转型方向了。它最近推出的政策是，支持该省的经济结构由低端、劳动密集型和污染型制造业，向增值链的高端转移——用中国俗语表述是“腾笼换鸟”，克特斯谈到。该计划旨在逐渐淘汰诸如玩具、服装以及低质量鞋类等大批量生产的轻工产品，并以高技术产品和研发中心取而代之。

　　1月8日，在中国国家开发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具体阐述了这一战略。该计划称，到2020年，要将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即广东沿海制造中心，转变成扩大开放的重要国际门户、世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

　　正如乔斯科谈到的：“可是问题在于，这一战略在当前的环境下意味着什么？”一方面，经济困境通过淘汰利润很低、易受冲击的低附加值产品制造商，为加速经济重构提供了良机，可另一方面，也有人质疑，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该省对于经济重构日程的推进是否过猛了。

　　中央政府和省政府都担心，农民工的大量失业会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中央政府已经表态，要对中小企业提供支持。同时，乔斯科认为，尽管中央政府重点投向基础设施的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计划能使广东省从中受益，但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比起国内经济导向型的其他省份来，广东得到的好处要少些。

　　因此，为了支持出口和确保社会稳定，广东准备为制造商提供资金支持。比如最近，广东省为支持中小企业设立了新基金，此外还宣布，将延迟新劳动法在本省的全面实施，以防止进一步加重制造商的负担。克特斯谈到，最近广东还在考虑放宽增加成本的其他标准，其中有很多是环境标准。

　　不过，这些应对措施的执行力度在省内各地并不一致。“环境法规的实施程度在各地不同，随着工厂关闭步伐的进一步加快，有些地方的规定已经变得更宽松了。”在深圳从事工厂环境标准认证项目的诸伟谈到，深圳在执行环境法规方面更为严格，但在东莞，去年年初，官员们曾准备努力推行环境法规，而到年底，力度却减小了。

　　出口商向内看

　　然而，诸伟强调说，近几年的总体趋势是政府在更严格地推行环保措施，同时工厂主所承担的成本负担也越来越大。尽管政府最近的姿态明显有所缓和，不过，观察者大都认为，官方将来会采取强硬措施，让低附加值企业走向倒闭——“我们从城镇官员那里验证了这一印象”，ADAB的克斯特斯说。

　　广东更愿意鼓励本省出口商将其重点业务转移到国内市场来自救。EIU的乔斯科认为，考虑到目前中国依然是硕果仅存的保持强劲增长的经济体，所以，这种举措颇有道理。同时，某些类别的产品，比如白色家电——因其广泛的适用性（最近，政府为农村居民购买家电提供补贴使得这一政策得到了推进）——也能适应这一政策。

　　然而，乔斯科强调说，这种转型无法在一夜之间完成，而那些中国制造的在全球市场居于统治地位的产品，国内市场无法消化所有的产能冗余。位于广州的金桥资本管理公司（GoldenBridgeCapital）的资深经济学家史蒂文·史（StevenShi）谈到，远在广东省最近发生的这场工厂关闭潮之前，该省就曾力促制造商专注于本土市场，但没有取得显见的成功。

　　我们访谈的商界人士认为，对大多数出口商——它们大都是规模相对较小的“小鱼”——而言，将业务转移到国内市场完全是不可行的。王益飞在深圳经营着一家小型外贸公司，该公司采购当地产品，并将其出口到美国市场，他认为，尽管眼看着订单显著减少，但大部分工厂主甚至从来没想过要改变自己的商业模式。“他们对国内市场一无所知。”王益飞说。“他们的工厂甚至连一个销售人员都没有。多年来，他们只是等待像我这样的人找到他们，把订单给他们，然后生产、交货、收款。”

　　王还谈到，在中国销售产品的回款风险也是个很大的障碍。对生产商来说，在国内收回货款通常需要很长时间。“在很多情况下，对方索性就不付款。”他解释说。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对外出口和在国内销售所面临的挑战是完全不同的。“它们根本是不同的游戏。”利奈儿鞋业公司的张嘉企说。外贸加工从本质上说，主要是根据订单要求生产和运送货物的问题，而要在国内打开零售市场则劳神费力得多。他认为，要做好国内市场的零售业务，必须要能够打造一条从获取原材料开始，到建立和维护销售渠道以及物流管理的完整业务链。

　　张嘉企的一位朋友在温州经营的公司就是个很好的例证。作为温州排名靠前的出口鞋类制造商，这家企业试图从外贸向国内市场转型。去年，该公司投入了600万元人民币，以期打开国内零售渠道。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公司一直试图掌握这一全新的游戏规则。然而，该企业主最终却放弃了：因为他认识到，要进一步开拓的话，将必须投入更多的金钱和人力，而同时这种运作能力与以前做外贸生意完全不同。

　　放眼未来

　　尽管接受访谈的人士对政府帮助出口商扩展国内市场空间的能力表示怀疑。然而，在国家发改委最近推出的《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蓝图中，则描绘了许多雄心勃勃的远景目标。

　　按照该计划，到2012年，要在珠三角地区培育2-3个国家级国际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形成较为完整的国际服务业外包产业链。该文件还要求到2020年，要在该地区形成10个年销售收入超200亿美元的本土跨国公司。同时，在未来3年内，将建立100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实验室。

　　乔斯科也认为，像广东这样的省份的未来增长，很大一部分将来自服务领域。“整个服务领域的生产率非常低，这是他们可以得以发展的领域。”他所说的领域包括酒店业、旅游业、休闲和娱乐业，以及建立会展中心以及其他辅助性设施。

　　然而，接受访谈的人士认为，在实现这些目标之前，需要投入的还很多。无可否认，该省已经吸引了某些高技术公司，比如，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Huawei）和电子产品制造商TCL公司（不过克特斯认为，吸引这些公司的主要手段是经济刺激）。然而，总体而言，截止到目前，“腾笼换鸟”的战略还没有明确订制完成，同时，这一战略的执行还不够协调一致，克斯特斯说。从ADAB研究访谈的结果来看，“省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还缺乏恰当的协调。”

　　此外，专家还告诫说，该省顶尖级高等教育机构的缺乏，意味着当地劳动力素质的有待提升。“为扭转这一局面，应该为建立高质量的教育机构创造机会。”克特斯建议说。

　　在此期间，广东的服务领域已经得到了官方的某些支持（比如，1月中旬，中央政府放宽了香港和澳门的投资者在广东医疗机构投资的限制），在其他服务领域运营的机构将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机会。

　　这个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和最大的贸易基地，对更广泛领域的多元化金融服务存在着强大的需求——这些需求并不限于那些希望向价值流的上游移动并进入国内市场的小公司。但是，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服务的种类上，广东的金融机构都还无法满足中小企业（就这一点而言，也包括居民个人）的需求，史蒂文·史说。他还认为，虽然在过去两年里获得了很多的政策支持，不过广东的发展还需要制订一个更为清晰的战略。

　　史认为，考虑到香港与该省比邻而居，以及上海的竞争，广东要将自己建设成金融中心则需另辟蹊径。但是，国家发改委的新蓝图提出了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它主张广东与香港和澳门在经济上进一步整合，包括基建上的投入，比如建设已被长期延迟的香港—珠海—澳门大桥。（广东的城际铁路和高速公路网也将会从数千亿元的投资中受益。）乐观主义者认为，这样的整合会使金融业和其他高端服务业从香港扩展开来。

　　尽管国家发改委最近推出的纲要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是现有举措的再包装，不过，公布这样的纲要在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正如万事达卡国际（MasterCardWorldwide）的经济顾问王月魂博士（YuwaHedrick-Wong）向《海峡时报》（TheStraitsTimes）谈到的：“这一计划的作用在于，引导金融机构项目贷款的方向要与政策保持一致。”广东工商业界的很多人将会希望这一导向能够最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