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7年的11月，一个在广东邮电局工作的亲戚告诉徐峰，局里为了支持即将举行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准备推出100台手机。如果徐峰有兴趣的话，他可以帮忙办理。徐峰当时20多岁，很喜欢尝试新事物，于是立刻决定买一台玩玩儿。然而这看似不经意的决定却意外地使徐峰成为中国的第一个手机用户。

　　“当时邮电局的人还不知道这手机应该卖多少钱，他们叫我押下了一张2万元的支票，先把手机拿走”，徐峰回忆道。

　　21年前徐峰拿走的手机远非我们现在熟悉的小巧设备。那手机像砖头一样大，几乎有2磅重。当时，这种手机经常在香港电影里作为黑帮大哥打人的武器出现，因此被人们称为“大哥大”。

　　据《信息时报》的报道，当徐峰告诉他的朋友这个砖头一样的设备可以打电话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相信。为了证明给大家看，徐峰甚至当场给他在香港的朋友打了个电话。

　　1987年，中国的无线通信行业仍然是个敏感行业，涉及包括国家安全、频谱分配在内的很多问题。甚至有些人还把它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到1987年年底，像徐峰这样的手机用户总共有700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商人、官员和一些军方人士。

　　当时，也许正是因为中国对无线通讯的管制，手机很快变得供不应求。在黑市上，一台手机甚至被炒到了6万块，这还不包括每月可高达1万元的通信费。

　　“当时，大哥大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这种象征含义甚至远远超过了它的通话使用功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产业室主任史炜在2007年的一篇回忆文章里如是说。

　　“那时候的电话资费比现在要高，每个月的话费基本都在千元以上。即便如此，到了交话费的日子，大家还是心甘情愿地赶着去排队交钱，因为在那个信息渠道匮乏的年代，手机所带来的信息价值往往比话费本身要高得多。”

　　在最初的6个月里，徐峰的手机只能在广州市内使用。在随后的几年里，无线通信服务被逐渐推广到了北京、深圳和上海等大城市。

　　然而直到90年代，当中国开始将移动通信产业商业化并发展基于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的GSM和CDMA系统时，中国的手机用户数才迎来了爆炸性的增长。与模拟技术相比，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具有更强大的服务能力和更多的增值服务，比如手机短信。

　　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还没有电信公司，国内所有的固定电话网络和移动通信网络全都由中国邮电部统一运营。这种垄断直接导致了当时中国电信行业的低效率。到1992年年底，中国等候批准的固定电话申请数量达到了100万。等候数年并花费5000到6000元才能在家里装上电话，这是当时的许多中国人都遭遇过的经历。对于政府来说，利润和周到的服务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而在移动通信领域，情况甚至更遭。

　　有趣的是，90年代中国通讯行业的垄断意外地使寻呼机广受欢迎。截至1999年年底，中国的寻呼机用户达到了4674万。然而到2000年年初，随着中 国 移 动资费的下调，人们对于寻呼机的狂热逐渐退去。

　　9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政府开始考虑在电信行业引入竞争。作为这项举措的一部分，中国联通于1994年成立。

　　由于外国投资者的帮助，中国联通在成立的第一年便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建立了GSM网络。随后，联通迅速把网络扩展到全国。2002年，中国联通又建立了CDMA网络。

　　中国联通的建立被誉为是中国电信业改革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电信业专家陈如明认为中国联通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无线通讯在中国的大规模应用。

　　为了应对联通可能带来的冲击，中国邮电部于1994年决定将其下属的电信业务独立出来组成一个独立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后来的中国电信。2000年，中国电信的移动业务又被拆分出来，成立了中 国 移 动公司。如今，中 国 移 动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运营商。

　　除了打破垄断，政府对于电信业务的拆分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村电信市场的发展和中 国 移 动 通讯的普及。

　　从1987年到1997年，中 国 移 动电话用户从零增加到300万。到2001年，这个数字猛增到1.45亿。2007年，中 国 移 动用户数首次突破5亿。

　　其实，中 国 移 动通讯市场的发展除了得益于运营商的拆分，还受益于手机制造商之间的激烈竞争。

　　在中国的模拟制式时代，摩托罗拉是无可争议的王者，其8900和9900型大哥大手机几乎成为当时生意人的象征。这个以生产车载收音机起家的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王者地位直到1994年才受到挑战。那一年，时任邮电部部长的吴基传应邀与诺基亚首席执行官奥利拉打通了中国第一个GSM电话。奥利拉很早就嗅到了中国即将到来的2G时代，并明智地决定在中国增加投资。

　　在随后的几年中，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等各大外国厂商都加大了在中国的投入。他们抓住机会在中国建立工厂，同时与当地厂商组成合资公司，从而使手机的售价大幅度地降低。

　　然而，手机在中国的大规模使用直到几年以后国产手机的兴起时才得以实现。1999年年底，外国手机厂商凭借他们在技术和资金方面近乎垄断的优势占据了中国手机市场90%以上的市场份额。

　　为了保护民族产业，中国政府在1998年年底出台了手机牌照制度。这个制度要求中国境内所有厂商在手机生产和销售前都要取得政府颁发的牌照，且外资手机厂商必须将其在中国的合资工厂至少60%的产能用于出口。

　　在国家政策的保护下，中国本土手机厂商迅速崛起，其中具有标志性的企业有TCL、熊猫以及波导等。这些本土厂商的规模迅速扩大，进一步加剧了产业的竞争。

　　当时，主要的外资手机厂商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中国主要大城市上，还无暇顾及农村市场。因此，在国产手机兴起之初，农村市场就成为了其躲避外资激烈竞争的重要一环。而这种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村手机市场的发展，并且导致了西门子、阿尔卡特及松下等外资企业随后被逐出中国市场。

　　为了应对国产手机的冲击，诺基亚等外国厂商很快改变了战略，大力改善渠道策略，推出大量低价的手机，开始进军农村市场。这种改革的成效直到10年后才开始显现，而国产手机厂商长期以来轻研发、重销售的弊病也导致了其在渠道优势丧失后迅速地衰落。

　　2002年，中国政府为了在固话领域引入竞争，把中国电信一分为二，形成了现在的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然而，当时中国高层似乎没有意识到未来移动电话替代固定电话的趋势。在随后的几年，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的用户不断被移动通信运营商蚕食，而政府也一直不愿为固话运营商授予移动业务经营权。

　　作为自救的措施，固话运营商很快推出了小灵通。作为一种可移动的固话通讯解决方案，小灵通业务巧妙地游走在政策的边缘，并对移动运营商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于是，移动公司被迫大幅度降低移动通信资费。这直接导致了小灵通的落寞。

　　虽然现在仍然有呼吁降低移动通信资费的呼声，但移动通讯已经变成普通中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而手机也早已不是属于少数人的奢侈品了。

　　徐峰的那部大哥大手机一直用到2001年年底中 国 移 动关闭模拟网的那一刻。现在，这部手机已经变成一件他将永远保存的珍贵收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