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的就业是刚性的，不像农民工，实在不行，返乡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仅凭就业一点，大学教育也应该量入为出，大学教育的规模，要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中国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起飞，是以简单加工为特色的工业化。产业的升级，到今天为止，依然有限。加上由于以金融业为龙头的服务业严重滞后，由于种种体制原因，还可能在较长时间内滞后下去。所以，白领的需求量增幅有限。也就是说，对于中国而言，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大学生的需求量，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大。

　　反过来，中国的大学教育本来就面临一个从计划经济模式到市场的转换。市场对教育的要求，更多的是模式到内容的改革，从苏式专门教育中走出来，而非大规模扩张。然而，恰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张，10年之内，大学招生规模翻了几番，完成了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到普通教育的转变。而教育模式内容的改革，远远滞后，教学质量下降，教育本身不仅没有完成模式的转换，连原先苏式教育的优点也几近丧失。由此产生的负效应要由社会来承担，年复一年的就业刚性压力即其中之一。

　　人们都知道，现在消化就业的主力是民营企业。经济危机，就业当先。只有维持了就业率，才能稳住局势。可是，国家挽救危机的投资，大把投向国企，驱使国企大力度进军民营企业的传统领域，大张旗鼓，吞掉民企。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政府部门出于过时的意识形态动机，推波助澜；一些地方，“国进民退”成为一时的潮流。已有亏损的山钢吃掉赢利的日钢，接下来又听说作为国企的摩托产业，看上了由草根企业做起来的电动自行车行业，说服有关部门，打算强行推出国家标准，一口吃下电动自行车，由国企的电动摩托车取而代之。

　　在笔者比较熟悉的出版和传媒产业，真正活跃的是民营部分。真正能消化就业，尤其是大学生就业的，也是它们。除了教材教辅之外的大部分市场化的书籍，都是民营操作的，很多市场化的报刊以及电视台的一些节目，也是民营公司制作的。不少国营出版社只是在卖书号，现有的人员都嫌多，哪有能力招新人。但是，一些真正做事的民营企业却长期处于妾身未明的境地，稍有风吹草动，就会被打压。即使勉强经营，也动辄受到打压。比如出版得交书号费，民企承办的报刊不仅要交承包费，而且要承担不知什么时候被收回去的风险。制作电视节目，不仅承担全部成本，还要忍受电视台的卡压，稍有反抗，节目就全白做了。

　　所以，怪圈出现了：一方面，政府在全力救经济，保就业；一方面，民营经济的受打压，又遏制了就业。政府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其实很有限，总有塞满的时候。就业如此困难，每年都有未能就业的大学生漂在社会上，年复一年，积累到一定程度，政府的压力就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