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下滑趋势较为明显，而国内经济尽管长期高速增长，但结构性难题一直存在。因此，我国经济正处在国际周期性调整和国内结构性转型交织推进的时期。由此，也导致社会的就业创造能力出现回缩迹象，给就业形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     

2008年下半年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持续上升，农民工就业机会减少而返乡人数增加，大学生就业率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就业，是关系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它不仅通过影响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也通过影响人们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机会而影响到社会稳定。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何政府始终将就业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这也是对就业压力的积极回应。

    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解决就业问题，无疑要以较高的经济增长为基础，通过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来尽可能地降低失业率。所以，2009年中央政府提出GDP增长率保持在8%，其中就包含了对就业创造问题的考量。经济理论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往往构建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基础之上。由此出发，如果能够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融资结构和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不仅可以化解我国一直以来的结构性难题，也可以为就业岗位的创造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所以，我国经济的“结构偏差度”，其实在另一个层面上，也为就业的解决提供了广阔空间。而且，相对于短期的经济刺激政策，多维度、多层次的经济结构优化，更能形成就业创造的长效机制。

    当然，不同产业的就业引致效应是存在差异的。较之农业和工业，服务业往往具有更大的就业创造优势。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服务业发展却相对滞后。因此从化解就业压力的角度看，我国各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应加快产业结构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三次产业协调带动转变。那么从产业纵向关联的角度看，完整的产业链通常包括前期调研、研发设计、要素获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售后服务六个环节，而前期调研、研发设计、要素获取、市场销售和售后服务均属于现代服务业，它们对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要求更高，这些领域应成为吸纳大学生就业的主要渠道。经验上看，欧美国家大学生就业主要集中在上述产前、产后的现代服务业中。可见，解决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关键，是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推动我国生产型现代服务业的持续发展，形成与先进制造业之间相互促进、不断创造就业岗位的良性格局。

    当然，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不意味着我国要放弃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仍有较大规模的劳动力需要非农化流转。所以在较长的时期内，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仍应是不能放弃的理性优先选择。而在东部地区土地、劳动、自然资源等要素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应该积极促使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样也有助于中西部的农村劳动者降低就业搜寻成本，实现本地就业，增大流转规模。这种产业梯度转移，是企业基于市场信号做出的理性选择。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公共品有效供给，更可以加速区域结构的优化过程，从而助推纾缓农民工就业压力。在此过程中，农业在产值和就业结构中会表现出明显的“小部门化”趋势。然而，农业的多功能性和产业链延伸仍然可以为农村的就业创造作出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城乡劳动力周期性调节的“蓄水池”作用。然而，近期在农民工就业机会下降、返乡人数增多的背景下，必须从农业持续发展、农村就业创造的角度重新思考农村的“蓄水池”功能。而农业就业创造的条件，就是劳动者在农业可以获得与其他产业大致相同的回报。基于此，延长农业产业链，拓展农村就业渠道，就成为当务之急。

    此外，从融资结构来看，企业投资规模也直接决定着就业的创造能力。然而，当前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市场上，企业的资本可得性，受制于所有制和规模这两个层面的优先次序：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占有优势，大型企业相对于中小企业占有优势，民营中小企业在正规性金融供给中通常处于“边缘化”状态。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创造了大部分的就业岗位。可见，民营中小企业在创造就业能力和资本获取条件之间，存在着“不对称”。由此出发，必须加快建立针对民营中小企业的金融供给系统，除增强正规型金融供给之外，还可以在强化监管的前提下发展契合中小企业需求的“草根金融”。以更有力的金融支持扶助中小企业发展，应该摆上议事日程。

    当然，企业投资不仅仅是资本获取能力的问题，也要考虑需求意愿的因素。在市场需求乏力的背景下，即使资金供给不存在障碍，企业也不会轻易扩大投资规模、增加用工规模。当前，国际主要经济体的衰退趋势非常明显，我国出口增长率表现出下滑趋势，这种格局迫使我们将增长的动力结构从主要依靠外需拉动转向主要依靠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拉动，这样才能从市场需求的角度为就业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当前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抑制了人们的消费能力；二是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导致人们选择“被动储蓄”。为此，应通过完善财税体制、增强要素流动性等措施来缩减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对居民，特别是城市低收入者、农民工和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基础教育、保障性住房、养老保险的投资力度。通过体制完善和制度创新，来释放国内居民的消费潜力。（高 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